明朝藩王赛生娃

　　弘治五年（1492年），山西巡抚向朝廷递交了一份奏章，其中记叙了一则令举国皆惊的消息：封地在山西的庆城王朱钟镒的第九十四子呱呱坠地，再次打破朱氏宗族“生育纪录”。面对奏章，明宪宗朱祐樘哑然失笑。朱祐樘有点奇怪，生了那么多子女，他能记清儿女的模样和名字吗？这个问题，堪称明朝中叶的世纪思考，许多朱姓王爷都曾面临类似的问题。

　　家人认不全以朱钟镒为例，不但他与妻妾生育了九十多个子女，他的长子也与妻妾生育了七十多个子女。朱钟镒的第九十四子出生时，他的孙辈人数已超过一百六十人，曾孙辈业已突破五百人大关。也就是说，朱钟镒直系子孙的数量，在当时已超过七百五十人。朱钟镒的大小老婆，其子嗣的大小老婆，其孙辈的大小老婆，加在一起多达千人。

　　而就像朱祐樘所担心的那样，没过多久，由“庆成王”留下的纪录便被另一位“庆成王”打破了，打破纪录的“庆成王”正是朱钟镒的后代。世袭了“庆成王”这一超生称号后，该庆成王不辱使命，生下百余名子女，光儿子的数量就突破了百人大关。

　　超生的庆成王府一度出现了这样的场面：每逢年节家宴，同胞兄弟之间相互寒暄，都需经“熟人”引荐，介绍姓名，否则彼此根本不知对方叫什么名字，辈分如何。在礼教森严的古代，叫错了辈分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丝毫含糊不得。史料中记载王府家宴的盛况，多是在描写宴会场面如何宏大，如何有排场，但在记叙庆成王府的家宴时，就出现了“每会，紫玉盈坐，至不能相识”的尴尬场面。庆成王府的超生情况持续到正德初年时，庆成王终于无法统计家庭成员的数量了，他非常焦躁地向朝廷递交奏章，请求朝廷协助查考：“本府宗支数多，各将军所生子女或冒报岁数，无凭查考，乞令各将军府查报。”

　　超生极普遍然而，庆成王府的情况，在当时并不少见，这种情况在其它王府均有出现，皇帝对此已司空见惯。朱元璋一统江山后，将朱姓子孙分封到全国各地，“初封亲郡王、将军才四十九位”。这四十九个王爷就像是种子一样，在各地扎根，经过一两百年的生长后，各个家族开枝散叶，繁衍出数量惊人的朱姓子孙：洪武年间，朱元璋只在山西分封了一位晋王，到了嘉靖年间，继承了爵位的晋王子孙多达1851位，这还只是嫡出的子孙，庶出的子孙根本无法估量。

　　洪武年间，周王被分封到河南，到了万历年间，继承了爵位的周王后代多达五千名。粗略计算下来，明朝时期每隔三十年，朱姓宗室的人口即增长一倍。从人口增长率上来看，明朝宗室人口的增长率远超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九倍。

　　被收录到玉牒，也就是明朝皇家档案中的宗室子弟，洪武年间共有五十八人，到了永乐时期增长至一百二十人，到了嘉靖时期增长至一万九千人，到了万历时期突破了八万人。要知道，这还只是被收录到玉牒上的皇室成员，不包括那些未被收录的底层皇族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明朝末年，朱元璋的直系子孙已突破百万大关。

　　靠生娃赚钱为何明朝皇族崇尚超生？归根结底，是制度驱动所致。大明建国未久，朱元璋便将儿子们分封出去，连年仅一岁的小儿子都不例外。为了让自己的子孙高人一等，朱元璋规定朱氏子孙不受普通例律约束，亲王宅邸、衣着和车马，只比皇帝低一等，不论官爵，只要不姓朱，遇到朱姓王就必须行跪拜礼。当时，一名亲王一年可以领到一万石俸禄，比宰相高七倍，其子女递减。以此推算，像庆成王那样生下一百个儿子的亲王，每年能多领到十万石俸禄，相当于当朝宰相七十年的工资。生孩子的利润如此优厚，于是藩王们便广纳妻妾，靠超生赚钱。倘若朱元璋泉下有知，面对此情此景，不知该笑还是该哭。不论如何，这些都是他自己酿下的苦果，一切因为皇族超生引发的社会矛盾，均在明末爆发，成了颠覆大明的重要因素。

编辑：黄 敏

审核：袁 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