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里需要哪里去

　　从岭下村的少年到朝鲜战场上的后勤兵，从戈壁深处的核试验基地到京杭大运河的工程指挥所，我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却用二十三载青春默默扎根戈壁，与数万军民共同建设，见证了国防从艰难起步到蓬勃发展的进程。

从岭下村到朝鲜战场

　　我1934年12月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市岭下村。上学时宜兴沦陷，到处兵荒马乱，所以我断断续续只上过小学和初中。1951年在张渚上初二时，朝鲜战争爆发，国家动员青年应该“哪里需要哪里去”，于是我们一帮学生参军。当时部队战士大部分没有文化，为了建设现代化部队，初中生大部分安排先进修，就这样我被安排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后方勤务学校，学习军用物资运输专业。

　　1952年10月我中专毕业，被分配到朝鲜，担任志愿军后勤第三分部运输处助理员，主要负责前线物资运输和伤员回撤工作。1953年朝鲜停战，我到广州任中南军区国防运输司令部助理员，从事海南国防物资海上运输工作。1956年，解放军与志愿军对口轮换，我再次赴朝鲜，依旧在志愿军第三分部运输处工作。1958年10月，随着最后一批志愿军撤出，我才回国随军到湖南郴州。朝鲜一战，志愿军打得很艰苦。我们负责后勤物资调拨的，虽然没有直接面对敌人，但离前线很近，遭受空袭是常事。因工作出色，我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荣立了三等军功。

从北京到新疆的岁月

　　为了加强国防建设，新中国成立了国防科委，并在新疆、青海等地设立了三个军级科研基地。1959年4月，我奉命到新疆核试验基地工作，主要围绕核试验现场，对地爆、空爆、竖井、平洞、原子弹、导弹及两弹结合和氢弹等不同类型的核试验，配备所需物资。一干就是23年，我先后担任参谋、科长、副处长、处长等职。

　　我初回国时，部队整休，相对空闲，我便回家探亲并结婚。妻子蒋和君是岭下苑坞村人，1936年10月生，张渚初中毕业后，1958年在岭下小学当老师。我到国防科委报到后并未立即进疆，而是先在北京待了一年多，负责编制所需物资计划。1960年，蒋和君经严格政审后纳入随军序列，旋即到北京师范附小我们驻地接受培训。那时政审很严，不仅要求身体好，政治上还要查三代。

　　1961年，我们夫妻双双进疆。她参与组建基地学校，先做老师，后来担任教导主任。当时的基地学校很特别，五万军人的子女都往里面送，一下子开了24个班，每班学生多在50名以上，有的甚至达70人，年龄从两三岁到十几岁的都有，而且全寄宿，几年后才逐步分出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和中专。新疆的条件很不好，特别是刚去那几年，苦得难以形容。孩子的家长忙得没日没夜，学校的老师也忙得没日没夜。因为保密，还不能与家里通信。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前，很多重要领导人的子女就在基地，这些情况，连中央领导本人都不知道。爆炸后，我们才被允许与家人通信，但内容不能涉及工作，地址是新疆永红邮箱。

　　1964、1965、1966年，我三次近距离参加核试验，因工作劳累患上了肝炎，被领导安排到无锡一〇一医院、南京八一医院等地住院治疗。1968年8月，我有所康复，回岭下探亲。当时，地方和部队都比较混乱，到处都在造反，到处都在清理阶级队伍。岭下有好几位在部队很优秀的青年，被岭下大队造反派一封信就清理回来了，如卢法生、卢培林等。卢培林的父亲卢琪新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员，造反派说他有问题，就这样把在师部培训拟任排长的他的前途毁了。

从戈壁到镇江大动脉

　　大队造反派向我父亲要我的地址，父亲说不出，就叫我去大队。他们认为我家兄弟三人都是大中专毕业(大哥毕业于南京林业大学，弟弟毕业于镇江冶金学校)，可能与父亲在地主家做过长工有关。我本人和家庭都没问题，但也怕部队接到信后节外生枝。后来我到了岭下大队，大队一位姓蒋的说：“不要了，我有位亲戚也在新疆，他知道你，你们都是保密单位的。”这样我才没受造反派的影响。

　　1982年，我以正团级转业到镇江，任镇江专区计划委员会副主任。1983年地市合并后，我任镇江市物资局党委书记。1985年3月，我被调任镇江市交通局局长。1988年到1991年，我兼任京杭大运河镇江段拓宽工程指挥部副指挥(正指挥由市长兼任)，该工程被交通部评为优质工程，我个人荣立三等功，并获茅以升优质工程先进个人奖。1992年到1996年，我任沪宁高速镇江段83公里工程副指挥，工程被评为优质工程，我个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1993年，我获评高级经济师职称。

　　如今，我们夫妻双双光荣退休。三个孩子出生在新疆，后来也都随我回到镇江工作。他们的下一代，也到了我当年奔赴朝鲜、新疆的年龄了。回顾此生，我个人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，但能与国家大事同呼吸、共命运，也是三生有幸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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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审：叶    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