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在青山最深处

　　我出生在安徽省合肥市铜陵凤凰山一座茅草搭成的庵棚里。此后几十年，跟着父亲和地质队，住过帐篷、牛圈、铁皮板房，从一个临时居所迁往另一个临时居所。直到21世纪，我才终于在城市的楼房里落了脚。回首半生漂泊，我终于明白，地质人的家，从茅草棚的雨滴开始，到楼房的灯光里安顿，而根脉始终扎在祖国最崎岖也最富饶的青山深处。

雨天野外降生

　　铜陵凤凰山的产房，是座移动的茅庵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父亲所在的勘探队初到此地，几根毛竹撑起油毡，覆一层山中新刈的茅草，便成了家。

　　听母亲说，我来得太急。那天她腆着沉重的身子，去山沟里拾柴，突遇暴雨，山路浇成滑腻的溪流。母亲脚下一滑，跌坐在泥水里，腹中一阵绞痛让她明白等不及回去了。四野无人，只有雨声和山洪呜咽。她挣扎着挪到一块岩石下，背靠湿冷的石壁。没有产床，没有灯光，没有消毒器械，有的只是冰凉的雨丝，泥泞的土地和母亲的勇气。当婴儿的啼哭盖过雨声时，最大的难题横在面前：脐带。母亲在泥水中摸到一根枯枝，咬牙拗出一个锋利的断面。那一下决绝的割断，连接的不仅是母子，更像是一个地质人的家庭，与脚下这片荒凉而富饶的土地，签订了一份原始而坚韧的契约。

　　父亲的“家”在轮转。帐篷是浅绿色的帆布，撑在荒原上，夜里能听见动物的窸窣声;牛圈是临时征用的，冬夜里，隔壁老牛的鼻息与反刍声，成了最安神的白噪音;地窨子半截埋在地下，冬暖夏凉，只是雨季里总泛着一股子挥之不去的，青苔和湿土混合的霉味;至于“干打垒”，那是父亲和工友们一板一板夯出来的土墙，粗糙、厚重。父亲的行李极简，一口藤条箱子，几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，一个印着“奖”字的搪瓷缸子，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是“家”的轮廓。

铁皮房里安身

　　命运的轨迹画出一个圆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我也穿上了那身洗得发硬的地质服，背起了帆布背包。我的第一个“家”，安在庐江一座海拔380米的山顶上。那是几间铁皮的活动板房，像几个巨大的、灰绿色的火柴盒，被随意丢在蓊郁的植被间。山顶的风是霸道的，昼夜不息地摇撼着板房，铁皮接缝处发出永无宁日的、呻吟般的“嘎吱”声。夜里睡在行军床上，能感到整个大地仿佛都在微微震颤。

　　这“家”的趣味与惊悸，是城市生活无法想象的。春日里，一夜细雨，清晨竟觉床板不平，用力一顶，被褥下赫然钻出一株尖尖的、褐色的竹笋，带着湿漉漉的泥土气息，仿佛这大地迫不及待地要与我们亲近。夏日傍晚，同屋的老张趿着拖鞋去屋后洗漱，忽然一声变了调的惊呼，我们冲出去，只见一条青竹蛇咬在他的脚踝，两个细小的牙痕像两粒朱砂。那一夜，我们举着马灯，漫山遍野寻找传说中的解毒草药，直到队医赶来注射了血清，才觉劫后余生。更难忘与野狼的对峙，手电的光柱尽头，几点幽绿的光冷冷地亮起，我们屏住呼吸，背靠着背，用地质锤敲击着岩石，那是我们唯一的武器，直到那绿光缓缓退入无边的黑暗。

　　最窘迫的，是板房抵御不住风雨。庐江的雨季漫长，雨点砸在铁皮顶上，声响如万马奔腾。屋内很快便有了应和：嘀嗒，嘀嗒，起初是一两处，后来便成了交响。脸盆、茶缸、饭盒，一切能盛水的器皿都被征用，放在漏雨处。夜深时，不同节奏的滴水声，敲打出异样的催眠曲。

楼房里落脚

　　我以为，这便是我们这代人注定的命途了。未承想，跨入新世纪，一项名为“安居乐业”的工程，如春风般吹进了地质队。我们在城市边缘，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。看着图纸上那些方正的楼宇、一寸寸夯实的地基、一层层垒起的砖墙，我们这些常年在山野间奔走的人，仿佛在阅读另一种关于“家”的地质说明书。

　　搬家那天，车队浩浩荡荡。我们的家当依然不多，除了那口传承的藤箱、搪瓷缸子，多了些书，多了妻儿置办的零碎。车行至新小区门口，宽阔的水泥路，整齐的行道树，楼房明亮的玻璃窗反射着阳光。我抚摸着崭新楼房雪白的墙壁，再也听不到风雨的呜咽和铁皮的呻吟。钥匙插进锁孔，转动时那一声清脆的“咔哒”，像是一个庄严的落款，为漂泊的岁月画上了句点。

　　前些年，因工作故地重游铜陵凤凰山。山形依旧，但山脚下我诞生的那片荒沟，早已不在。那里矗立着一座庞大的商业综合体，玻璃幕墙光华流转，人潮熙攘。我终于懂得，地质人的“家”，从来不止于砖石垒砌的空间。它是父亲藤箱里的图纸，是活动板房里此起彼伏的滴水协奏，是荒山夜路上那敲击岩石的叮当清响，更是对大地深处那份炽热的追寻。它从茅草棚的雨滴开始，在楼房的灯光里安顿，而其最深邃的根脉，始终扎在祖国最崎岖、最荒凉，也最富饶的青山肌理之中。

排版：黄    敏

初审：黄    敏

复审：袁    野

终审：叶    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