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大学群演记忆

　　1979年，恢复高考的第三年，我如愿踏入中山大学校门，成为生物系的一名新生。40余年弹指一挥间，如今我已从高校退休。然而那段充满激情与梦想的大学生活，依然时常浮现在眼前。那时，我们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，而最特别的，莫过于去珠江电影制片厂当群众演员。

我们的“经纪人”

　　生物系植物生理教研室有位何姓工友，我们都尊称他为何老师。那时，只要是在学校工作的，不论岗位，都以“老师”相称。何老师在教研室主要负责杂务，比如为我们实验课准备盆花。

　　何老师为人活络，善于交际。在我们拍电影的经历中，他扮演着类似经纪人的角色——这绝非贬义，相反，我们对他充满感激。正是他的牵线搭桥，才让我们有了接触电影的机会。

　　大学期间，何老师常利用课余时间，组织一帮男生乘车前往珠江电影制片厂。坐在接送车上，他会把分镜头剧本拿给我们传阅。年轻的大学生理解力超群，轮流看完剧本，对电影主题和情节已能把握个大概。

　　中山大学位于新港西路，距离珠江电影制片厂仅三四站公交，这为我们参与拍摄提供了便利。

片场初体验

　　到达摄影棚或外景地后，服装师分发戏服，化妆师精心打扮——若发型不符合要求，还会现场理发。然后导演耐心说戏，讲解场景内容，指导我们如何走位、做表情、做动作。

　　那时的电影都用胶片拍摄，成本高昂。我曾好奇地向摄影师打听胶片品牌，他告诉我，黑白片多用汕头“公元”牌，彩色片主要用国产“代代红”(后来的“乐凯”)，偶尔也用西德“爱克发”。

　　正式开拍前，通常要试拍多次。随着导演一声“开始”，场记板“咔哒”一声敲响，我们迅速进入角色。导演喊“停”后，同学们常常忍俊不禁，互相指着对方嬉笑打闹——觉得别人表演滑稽，殊不知自己也是别人眼中的笑料。

　　说起场记板，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它的专业名称，后来请教才明白，行话叫“打板”。板上记录着影片内容和拍摄次数，后期剪辑就靠这些打板镜头进行选择。

　　片场的道具也别有风味。桌上的菜肴、水果，有些竟是蜡制品，逼真得令人惊叹。房间常常没有顶棚，四面墙也不完整;北方冬季窗玻璃上的冰花，是用类似雪花膏的膏状物涂抹而成。当然也有真道具——瓜子、香烟和需要食用的水果，不吃的通常是假的。

　　一个在观众眼里只有几十秒的镜头，拍摄时往往需要半天才能完成。有时候折腾一下午，一个镜头都拍不成。

　　记得第一次参与拍摄是在大一，拍摄主人公在火车站送别母亲的镜头。有趣的是，“母亲”乘坐的火车其实原地未动，动的是轨道上的摄影机——利用相对运动原理。

　　随后拍摄火车车厢内景时遇到了麻烦——光线不足。那是我第一次见识“照度计”。剧组测量后发现光线达不到要求，外加光源因车窗遮挡无法解决，折腾许久仍无果而终，不知最终影片是如何解决的。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拍这场戏时，我们刚刚还是站台上挥手送别的角色，转眼就成了火车上的“乘客”。

　　后来我在大学任教，每当实验课用到照度计时，总会向学生讲述这段结识照度计的经历，常常引来女生们的赞叹。

五角钱的报酬

　　群众演员的待遇相当不错。专车接送，结束后还有报酬，通常半天五角钱。呵呵，现在谁会为五角钱工作?但在当时，这已算“不菲”的收入。夏季拍摄时，还有罐装饮料和雪糕免费供应。若遇全天拍摄，剧组还会请我们吃工作餐——对穷学生来说，这简直是莫大的惬意。

　　最难忘的是大三暑假拍摄《你在想什么》的经历。

　　八月的广州，酷热难耐。我们“扮演”的却是煤矿工人，要求穿着冬装闹洞房。尽管摄影棚内有降温设备，但一遍遍走位、试拍，衣服穿了脱、脱了穿，依然十分辛苦。我的拉链夹克都被折腾坏了，最后变成了“套头衫”。

　　剧中，新人站在凳子上用嘴叼苹果，我们扮演的青工在周围哄闹，场面欢快热闹。最有意思的是同学肖平，他一脸油渍，成了这场戏的另一个“主角”。

　　可惜当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。这部电影的插曲是后来广为流传的《要问我们想什么》，由蒋大为演唱，1984年春晚后广受好评。

　　“漂亮的姑娘十呀十八九，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。如金似玉的好年华呀，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……”40多年过去，我仍会不时哼唱。每当旋律响起，我就想起当年拍电影的经历，想起激情澎湃的八十年代，想起那奋发向上、昂扬进取、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活——那是一段无愧无悔的青春岁月。

排版：黄二琴

初审：黄二琴

复审：袁    野

终审：叶    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