谋二爹带着剃头箱子走进大郢,谁家的大黄狗都不叫了。他拎着的工具箱子,上面叠着一条蓝色棉布大围巾。大清早谋二爹就颤悠悠地从湖稍圩那边晃过来,比鸡鸣钟还准时。半个月剃一茬头,一年二十四茬,雷打不动。
我们大郢子有四个生产队,姓左的户占八九成,谋二爹在族里辈分高,大人小孩都喊他“谋二爹”。他这一张嘴,喊出的名字比族谱还全。父亲说,他的手艺绝了。刮脸时那刀刃贴着皮肉走,嘶嘶地响,像春蚕吃桑叶。掏耳朵更是一绝,小勺子进去转三转,父亲的眼就眯成了缝儿,嘴角的皱纹里都漾着舒服。
最惬意的是“双抢”时节。谋二爹把板凳搬到大场基边的老柳树下,男劳力们光着膀子挨个来。树荫筛下碎金子般的光斑,知了在头顶没命地叫,可剃头的那十几分钟,整个世界都安静了。推子轻轻地推过发茬,凉风吹在刚露出的青头皮上,比喝冰水还舒坦。我们这些放暑假的学生娃,总抢在大人们前头:“谋二爹,先给我推!”他呵呵地笑着,布满老年斑的手按住我的小脑袋:“小家伙,急什么,跑不掉的。”
轮到哪家管饭,日子就郑重起来。生产队补贴二斤米,主家总要再添几个菜。煎鸡蛋是要有的,油汪汪地浮在面条上。谋二爹吃得讲究,筷子伸出去,先夹起一根菜叶,慢悠悠地送进嘴里,仿佛在品什么山珍海味。这是早饭,中饭也要炒上几个菜,喝上一盅酒。
若是遇上谁家孩子剃“百日光”,那排场更大了,好几天前就得约好,提前要准备喜宴的菜品,近邻亲朋都来作陪。进门按规矩,先是一碗糖水蛋,三个圆滚滚的荷包蛋沉在红糖水里,冒着热气。谋二爹吃完,拿温热毛巾给孩子焐头,嘴里念念有词,推子轻轻一过,胎毛纷纷落下,然后,做了胎毛球。饭后走时,主家还塞上两元钱红包,外加十个染红的喜蛋。谋二爹把喜蛋揣进大褂子的大口袋里,拍一拍,口袋鼓起圆圆的一包。
我五年级那年春天,平头忽然流行起来。课间男同学们互相打量,谁的头发立得直,谁就神气。我中午放学缠着谋二爹给推了个时新的平头。可我的头发细软,推完后趴在头顶,东倒西歪,完全没有根根直立的精气神。对镜一照,我放声大哭。 那个下午我没去上学,躲在屋里,看阳光从榆树叶子的缝隙漏下来,透进木窗,一捧一捧地洒在我光溜溜的头上。第二天上学,我戴着父亲的旧草帽,压低帽檐溜进教室。同桌猛地把草帽掀开,哄笑声浪一下子扑过来:“灯泡子!灯泡子!”这个绰号给我增添很多无奈。
后来谋二爹老了,在大郢上带了三个徒弟,“麻三爷”嘴碎,“傲不子”手稳,还有个“三菩萨”性子慢。年关的时候,师徒四人齐上阵,各守一个生产队,推子声从东头响到西头,剃头箱子传了一代又一代。谋二爹最后一次来大郢,已经行动缓慢了。他坐在隔壁亮老爷家堂屋里,看徒弟们忙活,忽然指着我说:“小会哥快成人了,小时候还因为没把平头推好哭鼻子呢。”满屋子的人都在笑,我的脸腾地红了。
新世纪一到,打工的人像候鸟飞出去,又像候鸟带回来城里的新鲜事。村里的年轻人宁肯骑车去街上理发店,也不愿坐谋二爹徒弟的板凳了。那剃头箱子就成了古董。
小区里,有几家理发店,都打着“时尚造型”的标识,玻璃门上还贴着烫发染发的海报。现在我是每月理一次发,在理发店里想要什么发型都可以做,平时刮胡子都用自家购置的电动刮胡刀。
但我每次理发时,总会想起谋二爹掏耳朵时,父亲眯着眼说:“轻点,再轻点。”那种痒丝丝的、从耳道一直麻到心窝里的舒服,像老榆树的影子,再也找不回来了。
排版:黄二琴
初审:黄二琴
复审:袁 野
终审:叶 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