藤椅上的重阳

　　眼前的秋日正是桂花飘香的季节，也是菊花绽放的正当时。父亲在电话那头说：“菊花开了，快到重阳了，有空就回来看看。”我没接上话，他大约听出来了，又补一句：“忙你的，不用管我。”

　　我的父亲，今年92岁。邻里见了都说，这个年龄是高寿。可我知道“高寿”这两个字听着体面，落到日子里，就剩一把旧藤椅的时光了。

　　那把藤椅摆在父母家的卧室里，父亲不知坐了多少年。藤条磨得发亮，靠背微微凹下去，凹成父亲身子的形状，像一段日子压在另一段日子里，留下的印迹。他一天里大半的光阴都在上面：晒太阳，打盹，看窗外那盆菊。那是他从前最舒坦的时光。可母亲说，他近来连这把椅子都坐不安稳了，坐一会儿就要躺回床上去，身子是大不如前了。

　　退休那年，我有一整年是陪在他们身边、照应他们的。可孙女一出生，我就再也分不出身来。

　　如今我住在江苏无锡市里，虽说父母居住的和桥镇也属于无锡的一片地，连着同一片太湖水，可从城里回去一趟，开车要一个半钟头;而这一个半钟头的路，我现在却要走上大半年。

　　今年秋天，接到父母的电话，忽然又想起从前我们常去登高的屺山。屺山其实不算山，是丘。海拔146米，山头顶着一座保安寺。每到休息日、节假日，车流就汇集在丘底下，一排一排停得整整齐齐，都是来拜山的。从山脚走到山顶，一口气15分钟。

　　屺山到和桥镇约六公里，是父亲再也走不动的路、爬不上的坡了;我到和桥镇大约60多公里，是我被家事绊着迈不过去的距离。地图上都同在无锡的版图里，咫尺之间，如同天涯。

　　记得从前是父母带着我去爬屺山，父亲走在中间，母亲走得比我还快，一路指点路边的松柏与野菊。坡缓、路短，那时我嫌没意思，一路催他们快些。到了保安寺，母亲上香，父亲站在庙门口望山下，望那些停得整整齐齐的车，说一句“人真多”，然后就高高兴兴地下山了。

　　15分钟，那时候觉得太短，短得不值得记，如今才知道，那15分钟里藏着一辈子最长的路，当年父亲一口气走完的那段坡，他现在走不动、爬不上，我也扶不动、陪不了。

　　重阳的欢乐，以前在山顶。那时山风浩荡，极目处确实开阔，可你站上高处四顾，最先涌上来的是一揽众山小的眼宽心宽。体会不到诗人王维17岁客居长安时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的遗撼，那时的他看见的可能根本不是山，分明是家乡兄弟插茱萸时空出来的那个位置。如今我要登高看山，那少一人的位置就应是我父母了，登高是腿脚的事，回望才是我如今的心事。

　　现在我有了孙女，日日抱着，顿顿喂着，她一笑，我一整天都被融化了。可每次把她抱起来，心里就咯噔一下，我给孙女的是日日夜夜，给父亲的，只剩逢年过节的问候。

　　儿时父亲曾把我举过头顶，现在到了我把孙女举过头顶的时候，他抱过我，我抱过儿子，如今抱着孙女，想起双亲，我照应不上。不能再膝下承欢，这念头就一直压在心里，跟藤椅上那道凹陷一样，是实实的。

　　重阳尽孝，真正的仪式早已不在登高望远，而在回家的路上。而我，回不去。

　　山的确是回不去了，父亲也的确上不去了。而我只想回和桥，进屋，搬张小凳坐到藤椅边上。父亲话很少了，我只想默默陪着，看看那盆菊花，看看那双布满老人斑的手。

　　有一次他坐在藤椅上，我把小丫头抱过去凑到他面前，他手抖着摸她的头，嘴里含糊念叨“乖囡乖囡”，摸完了，手又慢慢缩回扶手上去。如今我还是想让孙女再爬到太外公膝头去，一老一小就这么挨着，给他们拍张照。

　　这就够了。可我，竟做不到，连一次相聚，有时竟也成了一种奢望。

　　从前读白居易那句“白头翁入少年场”，只当是写菊。如今懂了，满园金菊里那一丛白的，就是他：白发人坐在少年堆里，不说话，只是安静地坐着。我多想把他们给过的暖，慢慢地、一点一点还回去啊。

　　可一代又一代，人总是往下疼向着小辈的。趁藤椅还在，趁老父还在，我仍想把目光多往回看一些，哪怕只是从无锡到和桥，哪怕只是坐一个下午。

　　父亲92岁的重阳节，根本不可能再登高，只能在那把藤椅上度过了。只愿那把藤椅，还等得起我。

排版：黄二琴

初审：黄二琴

复审：袁    野

终审：叶    恒